题目拟有三月，迟迟未敢落笔。心中所想甚大，奈何所学寥寥，恐妄言尽虚。人到中年，精神常恍惚，思虑频若失。再不动笔，当时思索，大概要消失殆尽。
读史为何？经学者务以治史，热闹者观于故事。身在其中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正处在一个最容易读懂秦汉魏晋历史的时期。
中国的历史很长，记载也非常详细。史家的直笔，常常为人乐道。最出名的则是崔杼弑君，齐国太史直书“崔杼弑其君”；崔杼杀太史，太史大弟也如此直书；崔杼杀太史大弟，太史二弟亦如此。崔杼见太史一家不能屈，放过太史二弟。
典史
汪精卫有诗——“慷慨歌燕市，从容作楚囚。引刀成一快，不负少年头。”起初也算是热血救中华的仁人志士，晚年却做了几年汉奸。评价汪精卫，如果单从这四句来推定其人，恐怕要惹得一片喧哗。想要证明一个系统的可用性和可靠性，靠举例是没用的。
那么，该如何审定史书呢？应该先思考史录是如何形成的。
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提到：
昔在颛顼，命南正重以司天，北正黎以司地。唐虞之际，绍重黎之后，使复典之，至于夏商，故重黎氏世序天地。其在周，程伯休甫其后也。当周宣王时，失其守而为司马氏。司马氏世典周史。
屈原在《离骚》中自序为帝高阳之苗裔，太史司马迁亦为重黎之职为傲。司马氏，周时世典周史，夏商世序天地，在颛顼，南正司天北正司地。史录的形成，则应当是从司天司地演化而来。那么，何谓司天？
《史记·历书》记载：
少暤氏之衰也，九黎乱德，民神杂扰，不可放物，祸菑荐至，莫尽其气。颛顼受之，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，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，使复旧常，无相侵渎。 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，故二官咸废所职，而闰馀乖次，孟陬殄灭，摄提无纪，历数失序。尧复遂重、黎之后，不忘旧者，使复典之，而立羲和之官。明时正度，则阴阳调，风雨节，茂气至，民无夭疫。年耆禅舜，申戒文祖，云“天之历数在尔躬”。舜亦以命禹。由是观之，王者所重也。
火、北两字相似。加之火充满神秘色彩，于人尤其重要。司地北正可能早已被俗称为火正。
少暤为黄帝之子，颛顼叔父，尧为颛顼族孙。两次九黎乱德，阴阳失序，灾祸频至，都是重黎所定。司天观天象，定时节，使民有所知，依时而作，依时而收，而不任信鬼神。那么，何谓司地？
《史记·楚世家》记载：
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。高阳者，黄帝之孙，昌意之子也。高阳生称，称生卷章，卷章生重黎。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，甚有功，能光融天下，帝喾命曰祝融。共工氏作乱，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。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，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後，復居火正，为祝融。
帝喾为黄帝曾孙，颛顼族子，帝尧之父。此时的重黎为颛顼曾孙，居火正，负责消灭作乱的共工氏。作战不力遭诛，其弟吴回继为重黎之后，居火正。若从善善恶恶来看，司天善善掌祀，司地恶恶掌戎，为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的早期原型。身位重、黎的南正、北正建功之后，当有歌谣赞颂此功。这些歌谣，即为史录之雏形。重黎亦兼职记录这些歌谣，所谓世序天地与世典周史。
知道史录是如何形成的有何用？史录的用意在于善善恶恶，以及总结过往执政的经验教训。古人的逻辑能力很差，偏重于想象方面的思考能力又很足。已经成功的经验，是不能违背的，否则会有灾祸；这是逻辑能力不足的表现。因为他们没办法分析灾祸是如何形成的。臣弑君，就是一定不能违反的，哪怕这个君与崔杼妻通奸。所以齐太史直书崔杼弑其君。
春秋战国之后，古人的见识与知识积累稍多，臣弑君并不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违背的原则。东汉末，吕布一方诸侯，可当春秋之君。吕布麾下诸将叛布，吕布被曹操所擒之后，愤愤然于此，曹操诘问吕布和诸将妻私通，吕布竟然哑口无言而默然。
《英雄记》曰：布谓太祖曰：“布待诸将厚也，诸将临急皆叛布耳。”太祖曰：“卿背妻，爱诸将妇，何以为厚？”布默然。
政治
很多人喜欢谈论政治，但若是被问到什么是政治，很多人可能只给出一个粗俗的答案——“政治就是一伙人搞另外一伙人”。以微处着手，探寻政治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。因为总可以认为，身处其中之人能力再强一点，就不需要政治。介于此，直接讨论一个宏大的难题，更容易明白政治为何。
帝尧之时，洪水滔天。尧用鲧治水，九年不成。舜摄行天子之政，诛鲧而任禹续鲧之业。洪水，则是大禹要解决的问题。
后世不懂得大禹治水，瞎写一通。有的说鲧堵禹疏就成功了；有的说大禹特别能吃苦，如“劳身焦思，居外十三年”等；还有些神话，直接说大禹有天帝相助。
我们回归问题的本质，治水需要何种能力与条件？正确的决策和充足的劳力。尧求能治水者，群臣四岳皆曰鲧可。大概因为鲧一族有治水经验，又或者是因为洪水太大，其他族群望而却步。总之，治水的任务就被推给了鲧禹。即便鲧禹世代治水，但是面对如此滔天洪水，过往的经验并不那么够用，新的问题需要新的解决方法，需要禹有足够的智慧。
至于劳力，史书并未记载。不过根据当时的生产力和输送能力，舜是没办法给禹充足的脱产人力去做这件事。现在的社会，徭役消失有二三十年。那么，徭役形式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？政治形式的发展并不是无中生有，最初可能只是某一次临时权宜。之后浮浮沉沉，然后在某时期因某问题而规模化使用，最终形成惯例。司马迁在《夏本纪》论曰：“自虞、夏时，贡赋备矣。”禹治水的劳力，直接或间接的，就来自于贡赋。而且极有可能，就是大禹治水这一行为，将其规范化了。《夏本纪》“奉帝命，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，行山表木，定高山大川”是也。
史书上，文治武功是最值得吹嘘的东西。后人耳濡目染，也喜欢如此吹嘘。秦皇汉武等名字早就把耳朵磨出了茧，却极少有人吹嘘大禹的文治武功。夏的遗址尚未被发现，史书记载也只是寥寥数语，要如何理解治水之功？想要读懂史书，先要洞察社会；想要读懂政治，先要学会逻辑。尧舜之时，华夏处于部落阶段的后期。禹治水的面积，应当是显著超过当时部落影响范围。《史记》中禹定九州之事，和禹治水应该是分开的两件事。以当时的人力物力，是没办法在一代人的时间治理如此宽广的区域。不过即便治水之域没有九州之广，也是奉一州之命，以郡县之力，平四五州水土。治水所需的衣食物力，州内尚能协调多寡。至于州外，则要恩威并施、文武相济。如此以来，禹结束尧舜的部落制，凝神州之力聚为国家，自是顺其自然。
什么是政治？政治是一群人组织起来，完成单独个体无法完成的目标；而组织的形式及规模，同时影响着社会。政治人物的权力是组织的实体，故用于评价单独个体的道德观念无法适用。要如何评价政治人物，阴阳、礼法、左右？世人争论不休。清楚政治行为的特征，才能开始评价政治。
《魏略》曰：初畿在郡，被书录寡妇。是时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，依书皆录夺，啼哭道路。畿但取寡者，故所送少；及赵俨代畿而所送多。文帝问畿：“前君所送何少，今何多也？”畿对曰：“臣前所录皆亡者妻，今俨送生人妇也。”帝及左右顾而失色。
朝廷令郡县录送寡妇，不过有些寡妇已经自相婚配，郡县该如何处理？大部分郡县严格执行朝廷命令，哪管拆散夫妻，啼哭当道；杜畿自言仅送未再婚配的寡妇。事至于此，问两个问题：
- 中央的命令，地方是一定要遵行的么？
- 杜畿所送者少，没有漏送么？
通常情况下，地方都会配合中央。不通常的情况也不少，比如“乱命不从”。命令的下达和执行，必须得到至少双方的共同认可，才有较好执行的可能。如果再有被执行方的共识认可，命令更容易执行。习惯了集权、威权式政治的人，可能会以为政治就是自上而下。不过政治行动的执行，是基于共识、行于实践、成于合作。对共识是否尊重、实践是否合理、合作是否可行，可以划分种种政治行为。阳奉阴违、扩大化；酷吏、循吏；法、儒；霸道、王道等，都是在不同政治粒度上基于结果对共识的划分。曹操霸府，毫无疑问是酷吏集团；地方对幕府的命令，是尽可能做到全部执行。即便如此，杜畿依然可以根据现状，一定范围内灵活处理幕府文书，和其他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第二个问题很难通过史书来回答，因为中国的史书记载粒度太粗，可信度也不佳；能够提供为史料的文物发现严重不足。不妨直接根据常识来推理吧。在曹操实现华夏的伟大复兴中，男人是彻底的工农兵具，女人则是彻底的生育工具。人离乡贱，那些寡妇自然是不愿意背井离乡，成为他乡之人的生育道具。在杜畿行政宽松的前提下，杜畿也不可能一个个亲自确认的情况下，在较为庞大的待送人数基础上，出现一些临时之宜如紧急嫁人或县吏徇私等，试图躲过成为背井离乡之人的命运，是显而易见的。这种临时之宜，算不算漏送？这取决于幕府决策者的意志。杜畿为郡守十数年，河东常为天下先。曹操是出色的政治家，懂得集权与放权，并没有在细节上苛责杜畿。统计中有假阴/假阳的概念，我更喜欢信息检索中的准确率和召回率——高准确率和高召回率不可兼得。政治行为是对群体进行操作，聚焦于个体，必然会有奇异值。中式辩证法总喜欢在奇异值上喊口号，对政治行为进行批判/赞扬，却不从逻辑和现实上去分析，故而导致文明前进如登天退步如决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