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 夏秋回忆录

快有四个月没更新博客了,期间也有一些想写的东西,但写起来总觉得麻烦。就这么踌躇下去,心里不免且愧且悔。加之游戏进度实在不太顺利,更添三分自责。念着总是无益,索性碎碎写下。

读书时候的我,是年少气盛且大言不惭。到了现在,每每想起,总觉得难堪。以至只有老气横秋,欲大言先自察之,察之则知不可,知然后默默不言,不言则块垒日生,至郁郁长叹。今日,突觉可笑,欲无错而默,本末倒置。

前两年经人推荐《万万没想到,西游记可以这样读》,相见恨晚。这本书的名字乍看很像不入流的地摊小说,其实不然。艺术源于生活,该书作者把西游故事的传承演变一一道来,使人窥得原料的本貌,自然也了解原料的加工过程。

读史就麻烦许多,史书大多只是结论,史家又不注重过程。结果往往是信与不信,任君自取。以至于太多人对一些史料的可信度进行无意义的争论。初见争论,心生欢喜,以为活水永存;再之后,心生烦躁,以为静水流深。再如今,都付笑谈中。

史书

尽信书不如无书,史书亦然。《世说新语》中史料的可信度,若类比,大概就是今天的段子,甚至是弱智吧笑话。但其中体现的风土人情往往为真,毕竟源于生活。史书中这样的史料不少,人们不是斥之为假,就是信以为真,鲜有读出当时风情。

帝王出生,史书都会记载有异象。如此附会,当世知道此事虚假的人不少,但都知而不言。其中缘由,有高压威胁,有利益诱惑。所谓穷则王侯将相宁有种乎,达则天子皇后本是天授。刘邦逃跑推儿子,认为此事假的人很多,但是司马迁为何还要写?史书的一些当世就不可信的记载,很可能是为宣传做服务。刘邦当皇帝之后,他爹拥彗迎门,却行欲拜,即为宣传人主之尊。为人主且人父者,推个儿女就是要昭告那种君父权与威。眼睛干不干,他们并不关心;他们要昭告的是,他们可以拿着西瓜刀连砍三天三夜。

历史的方向虽然一定,但是细节上却有很多个可能性。我想过很多个如果之后历史的样子。想了太多之后,我就很难再记起本质的指代。李世民和赵光义有本质区别么?有,是什么?无,那又为何?最直接的不同是结果不同,李世民贞观盛世,赵光义驴车战神。如果赵光义也能有李世民的文治武功,烛影斧声这点小事实在不值一提。导致他们成败不同的原因是?这应该是一个学术问题,票友水平的我自然没办法回答。不过倒是有一个假想——史书也存在人择原理。

人择原理很简单粗暴。为什么陨石刚好都能落到坑里?因为那个坑是为陨石准备的。李世民和赵光义成败不同的原因是因为李世民文治武功,赵光义驴车战神。问题即为答案本身,这是人择原理的核心;问题的原因,即为人择原理所宣扬特殊性。在这种情况下,史书的记载就存在一定的失真——毕竟史书只是那段浩瀚时空的超级简略文字压缩。存在失真的情况下,李世民和赵光义的本质区别,是非常难的问题。我并不是认为李世民和赵光义一个水平,毕竟结果在那里摆着。我只是无法回答一个问题——为什么精细结构常数是这个值,而不是他邻近的某个值,或者是其他值?

历史是虚无的么?这并不符合中国人的精神——屈原早就写下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。那么,历史应该是什么样子呢?这个问题又太大了。我相信历史并不是爆炸式发生,而是渐进式发酵;发酵到某个程度,然后质变;这个质变的过程,相比发酵的时间来说太短了,以至于像爆炸。文字的演化,其载体的改进,都是如此发酵和质变。若以此而推,有些史料不详的事物,也可采取假设。辣椒未传进来时,人并不是吃不到辣味的东西;日本辣椒未流行,就发展了芥末。天塌下来,高个顶完了,自然有稍矮的一些升位高个去顶;并不会没有高个,就剩下蚂蚁被踩扁。历史因此而参差错落。

先有鸡还是先有蛋?爆炸历史观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。但是渐进式就很容易回答——并不在乎先有哪一个,两者是互补的,就像阴阳鱼那样。两者互相推动,某个瞬间,产生了人类认识意义上的“鸡”或者“蛋”,然后继续这个过程。相同的悖论还有很多,比如佛,追求一个“无”。如何由有到无?那么,最后的无,真的是无?如何去验定一个无?这个悖论还有很多简单形式,就比如这句话——“没有永恒的真理”。若真,则此句已然永恒;若假,那么则存永恒的真理,又与描述悖论。这样的悖论,都认为本与衍受到同样的约束。其实不然,衍脱离本之后,约束即不同。只是我们现在定义本与衍的方法还很粗糙。

文学

我毛病不少,比如喜欢分等级。如果要给才华分等级,那么就是有点才华,有些才华,才华横溢,才绝天下。前些年时候,觉得李白和阿西莫夫很相似,不仅因为他们都才绝天下。每个时代都有奇人倍出,才绝天下对于任何一个时代来说并不是很稀罕的事情。他们的才华,总带有一些浪漫,这就很难得了——并不是浪漫优于其他品质,只是浪漫太难久存了。借助权势容易长成骄横,面对生活容易长成辛酸。

以前总觉得李白杜甫诗仙诗圣,比其他写赋写辞写诗写词写曲写小说的地位高一些。前些天,突然大悟唐诗和其他文体是同等的。只是因为唐朝太盛,诗本易诵,教科书教这些也容易控制考核难度,于是更为众人所知。

文学滥觞于屈原,辞赋灿烂于汉,诗光耀于唐,词登峰于宋,曲造极于元,小说超群于明,杂文散文则绝伦于今。若要我划分,我只把文学分为两种——言之有物和天马行空。言之有物是文学意义的根基,天马行空则是文学艺术的彰显。

文学的艺术是什么?最简单的就是韵律,所以古人为求捷径走了不少弯路。盲目追求骈文的排比、对偶、用典和格律,唐宋八大家为改风气掀起古文运动,强调言之有物。明前后七子也复古,却只复庸俗,惹得出现公安派强调“学其意,不必拘泥字句”。

韵律是一种很无趣的东西,像老太太的裹脚布。到了新社会,不再需要了;若想好看点,穿高跟鞋就行。虽然穿高跟鞋也是一种折磨;若要跳芭蕾舞,更遭摧残。我偶尔附庸风雅,就觉韵律之无用累赘。回首再读,依然觉得自己抛去韵律所作更好,至少多些自己形状。

提起文学大家,要列的人名太多了,排诸葛亮进前一百恐怕都要斟酌许久。陆游赞:《出师》一表真名世,千载谁堪伯仲间!一个人作品的优劣,和其文学地位关系并不是那么紧密。文学作品的优劣,只和其是否言之有物,共情程度有关。言之有物,则共情切身,由物思情;天马行空,则共情言人常欲言却未能善言,由情入物。其他末节,只是顺应各个时代体裁产生的应付之物,过后便无用,或成累赘。

文学才能如何而来?言之有物者源于生活,如诸葛亮杜甫施耐庵等。天马行空者天赋所成,如王勃李白顾城等。

文学高下评定是个很主观的事情,大部分评定靠人多声音大,专业的和不专业的。若不是袁宏道偶然闲翻,徐渭就要埋没入历史长河;若不是《三国演义》,杨慎的《说秦汉·临江仙》弹词怎会被世人赞赏。

行文至此,不知所写为何,停笔。